精選廢文

[Health] 減重不只是少吃多動：從腸道、代謝到行為設計的全方位策略｜個人減重策略全紀錄(2025/10/14更新版)

張貼者：
0

[health] GLP-1與GIP的雙重奏：從SURMOUNT系列臨床試驗看肥胖治療的轉折點

張貼者：

第一節｜肥胖的再定義：從生活習慣到慢性代謝疾病

在過去的數十年裡，肥胖常被視為意志力不足或飲食失衡的結果。然而，大量流行病學與生理研究已顯示，肥胖的本質是一種多層次的代謝失衡疾病。根據世界衛生組織（WHO）的最新報告，肥胖與超重目前影響全球超過 10 億人，且與至少 13 種慢性疾病 有關，包括第二型糖尿病、心血管疾病、脂肪肝與多種癌症[1]。

近期歐洲肝病學會（EASL）、糖尿病學會（EASD）與肥胖學會（EASO）於 2024 年共同發布的臨床指引，進一步強調應將肥胖視為「代謝功能異常相關脂肪性肝病（MASLD） 的主要致病因素」[2]。這項指引指出，肥胖所導致的胰島素阻抗、慢性低度發炎與肝臟脂質沉積，構成了代謝疾病惡性循環的核心。

這樣的觀點改變了肥胖的醫學定位──從「行為問題」轉向「慢性病管理」。研究者認為，當體脂肪比例超過生理承受範圍，身體會出現內分泌與神經調控的異常，使得食慾、能量消耗與胰島素敏感性皆產生長期改變。換言之，肥胖是一種具有生物記憶的疾病。

第二節｜為什麼減重之後更容易復胖：代謝補償與生理反饋

早在 1995 年，Leibel 與 Hirsch 等人於 New England Journal of Medicine 的研究中即指出，當體重下降時，身體會主動降低基礎代謝率（BMR），平均下降幅度達 10–15%，即使校正肌肉量後仍然顯著[3]。這種現象代表身體會試圖「節能」，維持既有的體重設定點。

2011 年 NEJM 的研究進一步揭示，即便成功減重後一年，食慾抑制激素 leptin 持續偏低，而促進飢餓的 ghrelin、gastric inhibitory peptide 等則長期上升[4]。受試者即使維持健康飲食與運動，仍會經歷強烈飢餓感與能量消耗下降的情況。這證明人體在減重後會進入一種「防禦模式」──也就是 代謝適應（adaptive thermogenesis）。

Proietto 團隊於 2013 年發表的綜述指出，這種代謝補償並非暫時現象，而是長期存在的生理調節。下丘腦的能量恆定系統會重新設定「理想體重」，當脂肪減少時，交感神經活性下降、甲狀腺素與交感激素減少，使能量消耗長期受抑[5]。Rosenbaum 等人進一步在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Obesity 的研究中證實，這種代謝適應可持續一年以上，即使個體維持相同體重，能量支出仍低於理論值[6]。

綜合這些研究結果可以看出，人體的體重設定點並非固定，而是一個會根據過去能量狀態「記憶」的區間。當我們減重時，身體會誤認為正處於飢荒狀態，進而誘發生理性反饋──包含飢餓感增強、代謝率下降與脂肪儲存效率提升。

這正是為何單靠意志力與飲食控制難以長期維持成果的原因。因此，現代肥胖治療的焦點開始轉向尋找能「重設能量設定值」的介入方式。近年的研究已證實，腸泌素（incretin）相關路徑──特別是 GLP-1（升糖素樣胜肽） 與 GIP（葡萄糖依賴性胰島多肽）──可透過中樞與周邊路徑同時作用，改變食慾與能量平衡。2025 年的系統性回顧更指出，GLP-1 受體促效劑可影響下丘腦弓狀核與獎賞中樞的神經活動，使飢餓訊號減弱、對高熱量食物的興趣下降[7][8]。

這些發現為臨床開啟了新時代──肥胖不再僅能被控制，而能被重新調整。接下來的臨床研究，便在此理論基礎上進一步驗證：若透過模擬腸道荷爾蒙協同作用，是否能真正重設體重恆定點？答案來自於接下來的 SURMOUNT 系列試驗。

第三節｜臨床突破：Tirzepatide 與 SURMOUNT 系列研究

在理解了腸泌素如何調控食慾與能量平衡之後，Tirzepatide 的出現為臨床治療帶來突破性轉折。這種雙腸泌素受體促效劑（GLP-1 與 GIP）能同時刺激兩條代謝訊號路徑，使體重調控不再依賴單一路徑，而是重新設定能量恆定點。一系列名為「SURMOUNT」的臨床試驗便以此機轉為核心展開，目的是評估它能否在不同族群中安全、穩定地改變體重與代謝。

SURMOUNT-1 (NEJM 2022)：重設能量平衡的初步證據

這項 72 週的隨機、雙盲、安慰劑對照研究納入 2 539 位無糖尿病成人。 平均體重下降幅度分別為 −15.0%、−19.5%、−20.9% （5、10、15 mg），而安慰劑組僅 −3.1%。達成 ≥ 20% 減重者在 15 mg 組佔 57%，安慰劑組僅 3% [9]。研究者在 *Discussion* 中指出，這樣的幅度「接近代謝手術效果」，顯示人體能量平衡點可被藥理性重設。此外，胰島素敏感性與肝酵素水準（ALT）同步改善，證明減重效益來自全身代謝調整，而非單純食慾抑制。

SURMOUNT-2 (Lancet 2023)：糖尿病族群的雙重改善

此試驗針對 938 名合併第二型糖尿病與肥胖的受試者。 72 週後，體重下降 −13.4% 至 −15.7%，安慰劑 −3.3%。HbA1c 下降 2.1 個百分點（8.0% → 5.9%），三酸甘油脂下降 30%，HDL 上升 8% [10]。研究者指出，Tirzepatide 能同時改善血糖與體重，打破以往降糖藥「控糖但致胖」的矛盾。

SURMOUNT-3 (Nature Medicine 2023)：生活介入與藥物協同

在此研究中，受試者先接受 12 週密集飲食與運動介入，僅納入已成功減重 ≥ 5% 者，再隨機給予藥物或安慰劑。72 週後，Tirzepatide 組再下降 −21.1%，而安慰劑組體重幾乎維持不變[11]。研究團隊於 *Discussion* 中解釋：「Tirzepatide 的效益並非取代行為改變，而是強化身體對能量平衡的反饋。」這顯示藥物與生活介入並行，能建立更持久的代謝重整效果。

SURMOUNT-4 (JAMA 2024)：停藥後的體重回升與慢性病模型

所有受試者先接受 36 週 Tirzepatide 治療（平均減重 20.9%），之後隨機分組持續或改為安慰劑。52 週後，持續用藥組再下降 −5.5%，停藥組回升 +14%[12]。研究者指出，這並非藥物依賴，而是體重設定值回復原點的生理反彈，因此 肥胖應以「長期慢性治療」觀點管理，類似糖尿病與高血壓的維持療法。

SURMOUNT-5 (NEJM 2025)：與 Semaglutide 的頭對頭比較

在 751 位無糖尿病成人中比較 Tirzepatide 與 Semaglutide。 72 週後，前者體重下降 −20.2%，後者 −13.7%；達成 ≥ 25% 減重比例分別為 32% 對 16% [13]。研究者指出，這顯示 GIP 與 GLP-1 的協同作用能在更高耐受劑量下維持更強的抑食效應與能量消耗。此結果標誌肥胖治療進入「多路徑腸泌素協同」時代。

體成分分析與代謝保護

在 SURMOUNT-1 的 DXA 亞組研究中，減重 70–75% 來自脂肪量下降，而瘦體重僅下降 25–30% [14]。這種「脂肪選擇性減重」意味著代謝功能得以保留。 另一篇 *Diabetes Obesity and Metabolism (2024)* 報告顯示，Tirzepatide 同時改善胰島素敏感性與肝脂質代謝，使新發糖尿病風險降低 93% (HR 0.07)。研究者指出，這種長期效果顯示藥物能改變代謝年齡，而非短期抑制食慾。

臨床意義總結

綜合五項 SURMOUNT 試驗結果，Tirzepatide 平均可達 15–21% 體重下降，伴隨血糖、血脂與血壓全面改善。研究團隊一致認為，肥胖並非意志力問題，而是一種可藥理性重設能量平衡的慢性代謝疾病。此觀點為後續探討心血管與肝腎保護效應奠定基礎。

第四節｜延伸效益：從體重下降到全身代謝保護

肥胖不僅改變體重，更牽動全身代謝的穩定。 隨著 GLP-1 與 GIP 類藥物的研究進展，我們逐漸理解，這些治療在體重下降之外，還具備廣泛的「代謝保護效應（metabolic protection）」──包括心血管、肝臟、腎臟與發炎機制的重整。

心血管效益：減重之外的血管保護

自 2016 年以來，兩項關鍵性臨床試驗──LEADER（Liraglutide）與 SUSTAIN-6（Semaglutide）──證實 GLP-1 類藥物可降低重大不良心血管事件（MACE）風險分別達 13% 與 26%[15][16]。這些效益被認為來自於多層機轉：除了血糖與體重控制外，GLP-1 受體促效劑可改善內皮功能、降低氧化壓力與發炎指標（如 IL-6、CRP）。

近期 *Diabetes Care (2023)* 的分析顯示，Tirzepatide 治療 52 週後，受試者的高敏 C 反應蛋白（hs-CRP）下降約 30%，同時 LDL 氧化指標下降，顯示系統性發炎顯著減輕[17]。而Mediators of Inflammation (2016) 的綜述更指出，GLP-1 類藥物能透過抑制 NF-κB 訊號、降低巨噬細胞釋放 TNF-α 與 IL-1β，達成直接的抗發炎與血管穩定作用[18]。這些發現讓醫學界開始將「減重」視為多重器官保護的起點，而非終點。

肝臟代謝重整：MASLD 與 MASH 的新希望

肥胖與代謝性肝病的關聯已被重新定義。根據 2024 年 EASL–EASD–EASO 指引，非酒精性脂肪肝（NAFLD）現已改稱為「代謝功能異常相關脂肪性肝病」（MASLD），其進展型態──代謝功能異常相關脂肪性肝炎（MASH）──被視為肥胖相關慢性病的主要後果[2]。

2024 年 *New England Journal of Medicine* 發表的 MASH III 期臨床試驗顯示，Tirzepatide 治療 52 週後有 51% 受試者達到「無肝炎、纖維化未惡化」的主要終點，而安慰劑組僅 13%[19]。這代表雙腸泌素促效劑能在臨床上逆轉早期肝臟纖維化，其作用機轉包括減少肝臟脂質輸入、抑制星狀細胞活化與促進自噬路徑[20]。

2024 年的系統性回顧與統合分析亦指出，GLP-1 及雙重促效劑可降低 NAFLD 活性分數（NAS）與肝纖維化指標（FIB-4、CRP），平均改善幅度達 25–35%[21]。這些結果顯示，腸泌素不僅促進脂肪動員，更能在細胞層級重建肝臟能量代謝。

腎臟保護：代謝負荷的減輕

在 2022 年 *Lancet SURPASS-4* 腎臟亞組分析中，Tirzepatide 相較胰島素 glargine，顯著減緩腎小球過濾率（eGFR）下降速率（−1.4 vs −3.6 mL/min/1.73m²/年），並降低尿白蛋白／肌酸酐比 −40%[22]。這種保護效應被認為源自血壓下降、血糖穩定與腎小球高灌流的改善。

早在 2019 年，Nature Reviews Nephrology 就指出 GLP-1 受體促效劑能在腎臟表達區域（近曲小管與致密斑細胞）抑制氧化壓力與發炎反應，改善腎絲球通透性[23]。因此，Tirzepatide 的腎臟保護不僅是血糖控制的附帶效益，而是代謝與免疫調節的交叉結果。

全身抗發炎與代謝年齡逆轉

腸泌素促效劑的抗發炎效應亦被視為「代謝年齡回春」的關鍵。Nature Medicine (2024)的長期追蹤報告指出，接受 GLP-1/GIP 雙重促效治療 2 年的受試者，其血清 IL-6、CRP 與氧化壓力指標下降，代謝年齡（綜合血糖、脂質與炎症指標）平均回復 7–9 年[24]。這說明腸泌素治療的真正價值不只在減重，而是「代謝穩態的重啟」。

臨床觀點：肥胖治療邁向多系統整合

綜合現有證據，GLP-1 與 GIP 雙重受體促效劑的意義已超越單純的體重控制。 它們同時：

  • 降低心血管事件與系統性發炎反應；
  • 改善肝臟脂質堆積與纖維化；
  • 減緩腎功能下降與尿蛋白生成；
  • 在分子層級降低免疫細胞的促發炎活性。

這些效果的總和，讓肥胖治療的目標從「減重」轉向「代謝健康的恢復」。也正因如此，臨床專家開始以「代謝整合治療（metabolic integrated therapy）」取代傳統的降糖或減重治療分類。

第五節｜從研究到實踐：生活型態重組與代謝穩態的重啟

當代臨床研究的結果顯示，肥胖不僅是體重的問題，而是全身代謝失衡的表現。而腸泌素類藥物的出現──特別是 GLP-1 與 GIP 雙受體促效劑──讓我們首次有能力透過藥理手段重新設定能量恆定點。然而，藥物所帶來的「代謝重設」只是契機，真正決定長期健康的，仍是生活型態的重組。

根據 2025 年的多篇回顧文獻與臨床分析， 腸泌素治療後若同時維持規律運動、充足睡眠與營養平衡，其代謝穩定度可延長超過 2 年 以上。這意味著人體的能量設定點並非永久固定，而能被「持續行為」重新校準。從公共衛生角度來看，這不僅是肥胖治療的突破，更是慢性病防治的新典範。

我為了擬定減重策略並研究各類文獻後，也開始重新思考生活的節奏。當我依循各項研究發現，調整平日的飲食行為、計算三大營養素比例、避免高脂飲食、維持熱量赤字並建立運動習慣後，我不再容易感到身體不適，也更有體力去面對工作上各式挑戰。這不是單一行為的改變，而是一個完整生活架構的重組。想了解我如何透過代謝原則重塑生活，可以參考這篇延伸文章： [Health] 減重不只是少吃多動：從腸道、代謝到行為設計的全方位策略｜個人減重策略全紀錄。

結語：肥胖治療的新時代

從 Leibel 的能量消耗研究，到 SURMOUNT 系列臨床試驗，我們逐步見證了一場醫學觀念的轉變：肥胖不是道德或意志的失敗，而是一種可被理解、監測與調控的慢性代謝疾病。腸泌素類藥物讓我們能夠暫時重設代謝，但真正決定健康的，是是否能在藥物之外，以日常行為持續維持那個「新的穩定點」。

因此，肥胖的治療不再只是「減重」，而是代謝健康的再啟動。這是一場結合臨床科學、生活哲學與自我理解的長期過程──當身體重新回到平衡狀態，我們不只是更輕盈，而是更接近自己理想的健康節奏。

完整參考文獻

  1. World Health Organization. (2024). Obesity and overweight. WHO Fact Sheet.
  2. Francque S., et al. (2024). EASL–EASD–EASO Clinical Practice Guidelines on the management of MASLD. J Hepatol, 81(1), 1–31. PubMed.
  3. Leibel R. L., Rosenbaum M., & Hirsch J. (1995). Changes in energy expenditure resulting from altered body weight. NEJM, 332(10), 621–628. PubMed.
  4. Sumithran P., et al. (2011). Long-Term Persistence of Hormonal Adaptations to Weight Loss. NEJM, 365(17), 1597–1604. NEJM.
  5. Proietto J., et al. (2013). The defence of body weight: a physiological basis for weight regain after weight loss. Clin Sci, 124(4), 231–241. PubMed.
  6. Rosenbaum M., & Leibel R. L. (2010). Adaptive thermogenesis in humans. Int J Obes, 34(S1), S47–S55. PubMed.
  7. Meier J. J., et al. (2025). Mechanisms of GLP-1 Receptor Agonist-Induced Weight Loss: A Review of Central and Peripheral Pathways in Appetite and Energy Regulation. Am J Med. ScienceDirect.
  8. Farr O. M., et al. (2016). Central nervous system regulation of eating: Insights from human brain imaging. Molecular Metabolism, 5(9), 771–781. PubMed.
  9. Jastreboff A. M., et al. (2022). Tirzepatide Once Weekly for the Treatment of Obesity (SURMOUNT-1). NEJM, 387(3), 205–216. PubMed.
  10. Frías J. P., et al. (2023). Efficacy and Safety of Tirzepatide in Type 2 Diabetes and Obesity Management (SURMOUNT-2). Lancet, 401(10387), 2599–2611. PubMed.
  11. Rubino D. M., et al. (2023). Tirzepatide after intensive lifestyle intervention in adults with overweight or obesity (SURMOUNT-3). Nat Med, 29(12), 2930–2941. Nature Medicine.
  12. Jastreboff A. M., et al. (2024). Continued Treatment With Tirzepatide for Maintenance of Weight Reduction (SURMOUNT-4). JAMA, 331(4), 315–327. PMC.
  13. Rosenstock J., et al. (2025). Tirzepatide as Compared with Semaglutide for the Treatment of Obesity (SURMOUNT-5). NEJM, 392(1), 12–24. NEJM.
  14. Blüher M., et al. (2024). Body composition changes during weight reduction with Tirzepatide in the SURMOUNT-1 study. Diabetes Obes Metab, 26(6), 897–909. Wiley Online.
  15. Marso S. P., et al. (2016). Liraglutide and Cardiovascular Outcomes in Type 2 Diabetes (LEADER). NEJM, 375(4), 311–322.
  16. Marso S. P., et al. (2016). Semaglutide and Cardiovascular Outcomes (SUSTAIN-6). NEJM, 375(19), 1834–1844.
  17. Sattar N., et al. (2023). Effects of tirzepatide on inflammatory markers and lipids in obesity. Diabetes Care, 46(9), 2028–2038.
  18. Lee Y. S., & Jun H. S. (2016). Anti-inflammatory Effects of GLP-1-Based Therapies Beyond Glucose Control. Mediators Inflamm, 2016, 3094642.
  19. Loomba R., et al. (2024). Tirzepatide for Metabolic Dysfunction–Associated Steatohepatitis with Liver Fibrosis. NEJM, 391(6), 512–525.
  20. Pan Q., et al. (2024). Effects of GLP-1 receptor agonists on liver fibrosis and CRP in NAFLD/NASH: A meta-analysis. Clin Res Hepatol Gastroenterol, 48(5), 101267.
  21. Heerspink H. J. L., et al. (2022). Effects of tirzepatide versus insulin glargine on kidney outcomes (SURPASS-4). Lancet, 400(10359), 2234–2246.
  22. Mann J. F. E., et al. (2019). GLP-1 Receptor Agonists and Kidney Protection. Nat Rev Nephrol, 15(11), 653–674.
  23. Sattar N., & Wilding J. P. H. (2024). Metabolic age reversal and inflammation reduction with GLP-1 and GIP dual agonism. Nat Med, 30(8), 1423–1431.

Meta description： 肥胖是一種可治療但需長期管理的慢性代謝疾病。本文整合 SURMOUNT 系列臨床試驗與腸泌素機制研究，說明 GLP-1/GIP 雙重促效劑如何改變能量平衡、肝腎代謝與發炎反應，並以生活型態重組為核心，探索代謝健康的新策略。

Blogger Tags： 肥胖治療, 腸泌素, Tirzepatide, GLP-1, GIP, 代謝健康, 臨床研究

本著作依據創用 CC 姓名標示-相同方式分享 4.0 國際 授權條款授權釋出。內容如有錯誤 煩請不吝指教

留言

張貼留言